为什么这届年轻人热衷摆地摊？

大概是从上了高中开始，直到今天，我和朋友们如果不幸聊起工作聊起未来，话题总以“去摆摊吧”收尾。我的发小，一位仍挣扎在论文和毕业压力中的经济学博士，对未来最富激情的想象是回高中校门口摆摊卖烤地瓜，旁边是我的摊位，卖烤冷面。

来到北京和上海，新环境下的摆摊计划也洋气起来，比如卖亚克力耳环，热红酒，或者印着巨大字母的潮牌T恤。疫情爆发后，号称精神东南亚人的我的朋友小丁，对年假最大的幻想就是飞去泰国吃芒果吃到撑，然后在行李箱塞满热带水果，回来摆摊高价转卖。

这个幻想从多个层面来说都无法实现，其中最最直接的原因是她辞职了，失去了带薪年假。不过，辞职后她曾在自行车后座拴着一大串气球去市中心摆摊，还做了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六块六毛六，快乐你带走。”

摆摊成了继“开咖啡店”“开书店”“开花店”“开奶茶店”之外另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推崇的“辞职之后的选择”。《2020商业地产志年度报告》中提到，2020 年全国多个商场空间，举办了超过 1000 场与市集相关的主题活动。尤其是在一线城市，摆摊常常跟艺术市集、音乐节、创意生活挂钩，对于坐办公室996的年轻人来说，“摆摊”带着许多浪漫色彩。

在“大厂裁员”“35岁失业”“反内卷”“又一个猝死”消息频发的近几年，年轻人比以往都更想要自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，摆摊成为一部分年轻人逃离格子间的选择。它有浪漫化的一面，也有无比现实的一面。

我们采访了 6 位摆摊人，摆摊是他们的副业、创业，以及生活方式。

这种满足感很难通过上班获得：从“就是为了玩”，到辞掉工作跑摊

小撇喜欢收集植物标本，这本来是她“没什么价值”的小爱好。与金银饰品不同，由花草树叶和滴胶制成的耳饰注定是小众的，很难用保值、增值之类的标准去衡量性价比。

2016年夏天，朋友在市集摆摊，小撇把植物标本做成手链带了过去，每条手链定价20块钱左右，“就是为了玩，也没把自己做的东西当回事”，意外的是很多人围上来询问。

在市集上，小撇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鼓励，“原来有挺多人赞同我的审美。”这种满足感很难通过上班获得。虽说没遇到过什么具体的职场问题，但小撇就是不太喜欢办公室的氛围，“没有那么自在，而且很容易焦虑。”

市集可不以什么职级OKR KPI为评价体系，“没什么价值”的事物和情绪也能找到频率共振的同类。小撇的植物标本，那些在生活中不起眼的小花小草，被封装进透明的滴胶里，又佩戴在不同人的身上，成为非标准化的，很难被忽视的饰品。

跑了几次市集后，她辞掉了工作。“当时没太在意物质方面，就觉得起码我的精神自由了。”

小撇在市集上的摊位

逃离格子间，在城市里游牧，摊主们穿梭于创意市集、艺术节和展览。2018年，火山和搭档小心辞去工作，借着摆摊一路北上，到了新的城市就去逛街、淘货，然后在音乐节把摊一摆，赚回路费没问题，“到处玩，就跟开演唱会一样。”

就像出租车司机，火山说，她从前的社交圈子很小，跑摊这几年，白领，亚逼，小偷，富婆，大爷大妈，送来电风扇的热心人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停在摊位前的人会是什么样子。

她们收集旧玩具，成百上千个碎片，有时候由她们搭配成富有戏剧感的耳饰，有时候被路过摊位的人随手一摆，就变成连摊主也感到惊奇的新组合。

钟钟出过4次摊，见到有人肩上站着小鸟，有人牵着阿富汗犬——脸型瘦长，身材矫健，一看是“有钱人会养的狗”。一位中年男士路过时，钟钟正在吃汉堡。他压低声音，“噢呦！艺术家也要吃饭的呀！”钟钟听到了，憋不住笑。

钟钟@马歇尔芭娜娜和她的市集“拼摊”小伙伴@阿称，以及@Mack&Bobo，他们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。

她还把妈妈和阿姨们叫来市集玩，“摆摊是一个很好的向父母展现自由职业者生活的窗口。”

年轻人在市集找同类，钟钟爸妈和市集门口的保安也有共同话题：这些人为什么要花200块钱买张纸？妈妈还叫来姐妹团，一群穿金戴银的富态阿姨双手托着披萨穿过年轻的人群，走向钟钟，看起来十分突兀，但又好像正是市集该有的样子。

——就像钟钟家楼下的那排小店，有人卖菜，有人卖文具，有人收发快递，大家得闲就聚在一个店门口聊天，“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回归生活。”

人在上海，看天吃饭：做二休五，把摆摊当作创业

太冷不行，太热不行，断断续续的小雨也恼人得很，摊好不容易摆出来，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一年里的好光景也就小半年，“刮风减半，下雨全完！”小撇这么总结摆摊生活。

以知名市集品牌“凡几”五周年活动在上海的再次延期为代表，疫情比天气更难琢磨。

活动原定于去年圣诞节举办，不少摊主提前做了新年日历。如今改期到5月，等“看天吃饭”的摊主们能出摊了，新年也快成了旧年。

最近两年，参加市集的成本正在上升。大多数市集都会收取摊位费，少则每天200元，多的话要上千元。另外，摊主还要交几百元的押金。

无论是在草坪上的，美术馆中的，还是商场或者景区里的，不管是什么主题，日系，复古或者潮流艺术，归根结底，市集提供给摊主的发挥空间基本就是一两张桌子。配合市集主题，主办方还会要求摊主对摊位乃至摊主本人进行对应的装饰。

钟钟在摆摊第一天穿着靴子，第二天就换成运动鞋，“太累了，实在是不行。”

她在市集上第一次听说塑料袋的厚度以“丝”为单位，“丝数”太小，塑料袋就会软趴趴的。从贴纸的切割方式到纸张的材质和字体排版，这些都会影响到成本和定价。头一回出摊，钟钟做了艺术微喷和明信片等周边，出了4回摊，到现在还没卖完。

钟钟和朋友们在2021年4月的“一起凡几”市集

火山和搭档小心累计出摊200多场。忙起来也得996甚至007：周五到周日出摊，先是布置展位，然后每天持续营业12小时。收摊后的几天还要补货，维护客户和社交媒体，打包发快递，设计和制作新品。

辞职摆摊有“赌”的成分，按照设想，摆摊好玩，能赚钱，而且只占用周末，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画画和创作。“大不了半年后再去投别的公司。”火山之前做设计，总熬夜加班，忙归忙，坐在工位上，又时常感到迷茫，“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？”

但等她和搭档正式辞职后，又不自觉地开始拼命跑摊。最累的时候，两人分头行动，每人每月参加4场市集。“我们号称做二休五，实际上为了摆那两天摊，整周都会很忙。”

摊位前的小心和火山

焦虑一部分来自生活成本的提高。上班时，她们合租在市区的老房子里，后来房东强行收回房子，把她们赶了出去。为了方便参加市集以及经营原创品牌“小心火山”，她们搬到新天地附近。这样一来，只房租就翻了两三倍，其它开支也在同步增加。

摆摊有太多不确定性，比如主办方的策划能力，市集举办的场所，现场人群和氛围，以及你的摊位到底在哪，“千万要许愿周围摊位的东西和你的东西在同一个价格区间”。价格差太大，谁贵谁尴尬。

火山甚至有些“应激”，一出摊就感冒。可她还是觉得摆摊比上班好，“给自己干活，就是踏实。”逢年过节，亲戚聊起工作，火山就说“在创业”。大家不反对，但也问，要不要去考个公务员。

火山的妈妈小时候也摆过摊，卖菜，那时候日子苦。妈妈不了解年轻人的市集，但她知道生活的难处。“她能感觉到，你可以在上海存活下来，而且坚持了那么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熬出来：创立品牌开店，用摆摊来为开店探路

茑屋书店有个板块叫“工作人生”，火山去买回一堆书。摆摊也要研究营销，了解互联网思维，“上班是别人卷你，摆摊是你自己卷自己。”

高强度地跑摊，精神一直紧绷着，没有时间去消化摆摊经历。“摆摊就像上台，你要先在台下打磨好你的作品和故事。比摆摊那两天更重要的是你没出摊的时候在干什么。”

疫情成为加速剂，逼着火山和小心降低对市集的依赖，“摆摊是跟大家在线下见面玩耍的聚会，我们想通过线上的传播去吸引同频的人。”

从2013年开始，风里雨里，跑摊3年，鸡肉见过大风掀翻摊位，经历过台风过境场地漏电。她见证了上海市集在疫情前的繁荣景象——几乎每周都有市集去，好的时候单日营业额能到两万，当然了，也有倒贴钱的时候。摆摊多了，总得经历这样的起落。

作为过来人，鸡肉觉得市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“很多人说开店越来越难，摆摊也越来越难。但对于一个年轻品牌来说，你的产品到底行不行，拿到市集上去试试，反馈是很直接的。”

店铺稳定下来后，鸡肉就很少出摊了。“现在去摆摊的话，我们更希望大家在市集上了解我们的品牌，然后来我们的店里玩。”鸡肉的思路很明确：去市集摆摊就是为开店探路。

2013年，她和爱人一起创立了原创布包品牌 Hugo&Jiro。品牌初创，产品还十分稚嫩，许多问题都得面对面和客人接触才能摸清。

她还记得第一次摆摊是在百联中环购物广场，摊位很小，被布置成花车的样子。Hugo&Jiro 那时候还没做出太多产品，品牌调性和这个商场也不怎么契合，摆摊后反响平平。但鸡肉却从中看到了希望，“效果虽然不能说好，但是也没有亏。”

开店前，只要有机会，鸡肉每周都往市集跑。包的款式，布料，配件，一切都是在摆摊过程中观察和琢磨出来的。“我们一开始做了很多单肩包，后来发现市集上背小挎包的人更多，而做小挎包的同类型品牌很少。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细节。”

相比于耳环等用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的饰品，布包体积更大，每次出去摆摊基本都得用两个箱子装货，另外还得带上用来陈列和装饰的道具，“跑一次摊也蛮累的，其实也是个体力活。”

跑摊也是为店铺选址踩点的过程。经过近4年的积累，Hugo&Jiro 在愚园路开出第一家实体店。开业那天，好多在市集上认识的老朋友来捧场，他们跟鸡肉感慨，“哇，你们终于熬出来了。”

幽灵与游击：在互联网大厂上班，用摆摊来为“自由”留个位置

听说银行也在办市集，海蜇皮过去瞄了一眼。刚进场，劈头盖脸就是银行广告牌，给她整懵了，“这些摊主也太不容易了。”

作为前乙方广告公司策划和现知名互联网大厂公司员工，海蜇皮对于上班的痛苦深有体会。发现摊主们还得引导顾客注册银行的APP领取优惠券，海蜇皮看不下去，赶紧撤了。“你说这些人为啥不上班？不就是不想接触这些东西吗？结果做了自由职业还得干这些事。”

海蜇皮和大熊，姐姐，妹妹四个人在北京办过几次“幽灵地摊”。

许多市集强调“自由”。比如“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”，或者“你可以在这做你平时不敢做的事情”。文案越是把自由拎出来说，海蜇皮越觉得“大家的身心是不那么自由的。”她不想把“幽灵地摊”与这样的市集归为一类。

非要定义的话，海蜇皮觉得“幽灵地摊”更像是“游击”，要野，要发散，“你在这条街打我，我就窜到另一条街去。”

第一场“幽灵地摊”诞生于2018年，大熊找了30来个摊主在 DADA酒吧附近的巷子里摆摊，东西说不上多精致，但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，人越来越多，醉醺醺的年轻人在街边练摊，放音乐，炸金花，这条巷子站不下了，就搬到另一条巷子里继续玩。

第二场“幽灵地摊”在举办前被叫停，大家临时转移到一家酒吧对面的草坪上。

为第三场活动选场地的时候，姐姐和妹妹先是看了一些咖啡厅，但店里精致的、充满都市感的环境与“幽灵地摊”的气质完全不同。

两个人在街上闲逛，突然就听到大喇叭喊“全场30！全场30！”顺着声音，看到一家贴满黄底红字甩卖标语的鞋店，姐妹俩知道，这感觉对了。“没有任何刻意营造的氛围，一切都来自人、事物和场所本身的气质。”

她们希望“一切出于自愿”。“幽灵地摊”没有统一的摊位，不指定摊主的位置，不收取摊位费，也不接受任何赞助。来做什么的都有，有给人剃头的，有卖白菜的，有帮人解决恋爱问题的，还有个大哥做“纯情按摩”，在大街上把人抛向空中。

但这种自由是限时存在的。“幽灵地摊”结束，海蜇皮还是要回到互联网公司上班。她厌恶“复制”，虽然这在工作中无可避免，但要是指望用“幽灵地摊”赚钱，那免不了陷入同样的痛苦。她没有辞职的打算，“还是用业余时间去尽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吧。”

从2018年办到2021年，“幽灵地摊”免不了被举报、驱逐，对方要么声称他们“扰民”“聚集”，要么认为他们穿得“不正经”。出于安全考虑，“幽灵地摊”逐渐收缩，场地从街头退到了店铺里，举办时间也从夜晚挪到白天。“有点像年轻人活动空间的缩影。”

想办“幽灵地摊”，是因为海蜇皮觉得北京没有那么好玩了，“你去看开心麻花，去国家大剧院，所谓好玩的东西都在高堂圣殿里，没有那个气质。”

去年的活动遭遇驱逐时，有位大爷上前帮忙理论，“这些年轻人干什么了？她们什么都没干！”说着，年轻人的问题也成为大爷的问题。那是在幸福三村，附近就是三里屯，北京商场和酒吧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，大爷激动地说，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没地方逛了！”

妹妹怀念着整顿“拆墙打洞”前的鼓楼，她即将离开北京。

海蜇皮怀念着儿时的地摊和市集。世纪之交的沈阳，工厂和烟囱的时代过去了。下岗潮中，失业职工靠摆摊养活自己和家人。路上的摊位多了，城市管理者就在附近建一座菜市场，划定范围，收取租金，让摆摊发生在被框定的时空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