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春节,在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,村民蔡雪娇格外忙碌。“我家民宿的房间都被订满了,客流量基本上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。”看着村子里的人气回升,蔡雪娇喜上眉梢。
水际村在大金湖畔,是个旅游村,也是周边远近闻名的“富裕村”,村民人均收入超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万余元。要说水际村如何从省定贫困村,到如今泰宁县的“首富村”,就不得不说到三次“创业”路。
上世纪80年代,拦河新建池潭水电站,梅口乡人民响应号召进行搬迁。林子少了,地也少了,作为库区移民村的水际村人均不到一亩耕地,人均年收入只有370块钱。
甘露岩寺。人民网 林晓丽摄
穷则思变。在大金湖中的孤岛上,有个寺庙叫甘露岩寺,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“寺庙的香火很旺,引来不少香客。”泰宁县梅口乡党委书记张铮说,当时有一行六人来自福州的香客前往上香,就租用了当地的一艘渔船,每个人给了两块钱的船费,一共是12块钱。对于每个月只能挣三十几块钱的村民来说,接驳一趟香客就挣了12块钱,在村民间慢慢传开来。
当时水际村的老书记敏锐地嗅到了商机,带着全村开始了第一次“创业”。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渔船变成游船,靠着接驳香客,全村都吃上了“旅游饭”,就这样,上世纪八十年代,水际村就实现了两万元的村财收入。
“旅游的盘子做大了,但是做旅游的村民也多了,就出现了抢客的现象。”张铮说,那个时候村两委几乎把精力都花在了解决纠纷矛盾上,不堪其扰,哪还能有精力给村子谋发展路子。
雨后的大金湖,宛如水墨画。人民网 林晓丽摄
不仅如此。毗邻大金湖,不少村民靠着打渔营生,时间长了,问题也来了。“在2004年前,大金湖上飘着大大小小多达500多艘渔船,家家有渔船、户户有渔网。渔网越织越密,鱼儿越来越小。”泰宁县金湖联村党总支书记汤文娟说,半年的休渔期一过,才不到半个月水库里的鱼又被捕捞光了,“鱼小自然就卖不上价,那时候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。”
守着好生态这一“聚宝盆”,却不是人人都能发展红利。对于水际村的党支部来说,矛盾源于利益分配,因此,一是要想办法把盘子做大,二是要制定分配规则让大家心服口服。于是,水际村开始了第二次“创业”。
2004年以来,水际村党支部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,按照“党建引领、能人带动、自愿入股”方式,先后组建了家庭旅馆协会、游船协会、渔业协会,形成了“协会+公司+农户”的经营组织模式。
“刚开始并不是人人都愿意,村民们守着眼前的收益,看不到长远的发展。”怎么办?张铮说,当时村里的党支部和党员带头出来干,“让村民们看到这样能赚到钱,自然就愿意跟着干。”
如何“聚沙成塔”形成合力谋发展?水际村由游船经营大户牵头,小户以资金或游船入股的方式组建游船协会,协会对大金湖景区游船实行统一调度,整顿私自揽客接客等现象;联合金湖渔民组建渔业协会,渔业协会实行统一放养、统一捕捞、统一经营;家庭旅馆协会统一诚信品牌、统一对外经营、统一服务要求、统一安排客源、统一收费标准……
如今走进水际村,大金湖畔,一排排带有“粉墙、黛瓦、坡顶、翘角、马头墙”泰宁传统建筑风格的小别墅整齐排列,小楼统一贴了编号,一共有33座。
不再有恶意竞争,取而代之的是产业的良性发展。“村民们不再抢客源。”张铮介绍说,协会统一对外发布信息、招揽客源、分配客源,民宿经营者只用负责民宿的服务,这样能够保证人人有客源,还能保证统一标准。
“在乡村治理中,村民是主体。”相对于集体经济,成立协会进行市场化运行赋予了村民更大的自主性,政府主要起到引导的作用,这样能让村民有更强的参与感,也更易接受。
前些年,旅游业不太景气,水际村也不例外。于是,水际村盘算起“修炼内功”,开始了第三次“创业”。
村前新建沿湖生态步道;宅间道由水泥路改成花岗岩道路;村民每家出资5万元,将民宿里的电视、空调、床单被褥等全部更换,与外部环境一起“升级”……水际村的旅游产业“再出发”,慢慢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。
民宿改造后带来的经济效益立竿见影。“原先民宿一个房间一晚上只能卖几十块钱,提升以后,一晚上能卖一百多块钱,条件好的甚至能卖到两三百。”梅口乡水际村村民吴赞臣尝到了甜头。
“贫困村穷则思变发展旅游业,促成了第一次创业;抢客源、乱捕捞导致邻里矛盾激化,催生了第二次创业;旅游产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民宿经营观念需要转变,由此进行了第三次创业。”张铮说,水际村的每一次“创业”,都是因时因势倒逼着进行发展变革,将挑战转化为机遇,最终实现了生态“变现”、乡村富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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